啼血的文化悲情

——读王重旭《中国历史的屈辱》

□    刘兴雨

“文化悲情”是作者原来为自己这本书所起的书名。我们可以猜想，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，是对我们习焉不察的劣根性的针砭，是对司空见惯现象的揭示，是对中国文化沉痛的反思，是心中挥之不去的悲凉。    阅读全书，我们会发现，作者总是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展开自己的思考。过去一说起圆明园，往往就是控诉英法联军的暴行，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现成结论。我们的教科书上就是这样写的，老师也是这样教的。结果，人们记住的只有仇恨，而不是教训。王重旭不满于此，他认为只有找出受辱的原因，才能避免继续受辱。于是，他不停地翻阅史书，不停地思考，终于有了令人惊讶的发现。原来，颟顸的清朝统治者视人类的进步法则于不顾，把谈判代表作为人质扣押，在扣押的39名人质中，被活着送回去的只有19人，其他20则是尸体。而且那19名活着的人质也是遍体鳞伤。这让英法联军无法接受，尤其是听了活着回来的那些人质关于如何受到虐待和残害的描述，狂傲的胜利者忍无可忍了。

这不是在为侵略者张目。作者也指责了侵略者的暴行。如果仅是控诉，还没有跳出原来的窠臼，作者又往下开掘，国力的差距并不可怕，观念的差距才是失败的根本。

    回顾“屈辱史”的时候，控诉敌人总是能激起愤怒、唤起仇恨，可要反躬自省、反思自己的过错就不容易了，而这却正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环节。

    对天一阁，我们不能停留在对书的珍惜，而不去想书流传到民间才有用；对谭嗣同，我们不能只佩服他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的豪情，而不去想他这样死到底值不值得；对杨门女将我们不能只对她们的爱国激情神往，而不去想让一些女人去抗敌是多么荒谬。

而这恰是王重旭要告诉我们的。

    跳出历史才能认识历史。回顾历史，总让人觉得“黄云万里动风色，白波九道流雪山，”觉得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。要想识得庐山真面，还得跳出以往的成见，把自己放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。只有这样你才能见人之所未见，才不会为事件本身的是非所束缚，为一时一地的观点所左右。写圆明园还停留在控诉的水平，那就是我们的可悲。就像万里长城，这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结，如果不跳出去，永远只能停留在自豪的水平。  

  王重旭认为我们过于赞美长城、热爱长城了。其实，长城和其他的文物一样，我们爱它，不过是因为我们赋予它太多的意义。然而，不能因为我们给长城赋予了意义，便漠视古人付出的生命；不能因为我们认为长城伟大，便不准别人对它有半点的非议；不能因为有意义，便剥夺人的尊严；不能因为寄托了理想，便漠视人的生命。如果把长城的抵御功能和老百姓为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相比，我们宁可不要长城。

    “如果和自由女神相比，我想，全世界的人都会宁要自由女神而不要万里长城。”这样的话，如果不是站在一种思考的高度，是无论如何也说不来的。

    古人讲，立意须有一番不可磨灭之见。对写文章的人而言，这不可磨灭之见是何等难得。探讨历史固然离不开对真相的披露，对谜团的探寻，这样的文章也会给人留下印象，但如果只限于对真相的披露、对谜团的探寻，而没有独到的、入木三分的见解，总不免是个缺陷。

    在这些文章中，《二十一世纪广场的梦魇》是直面现实之作。写这样的作品，极容易流于对腐败的简单控诉，但作者没有。他深入探讨了一个政坛新星走上腐败之路的社会原因和心路历程，真正做到了言人之所未言。他挖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腐败之根，而是整个社会的病灶。他提到：“有些人腐败的目的，不一定都是为了得到什么，有时候不过是为了不失去什么。”虽然仅仅是一句不经意的叙述，却让人忽然惊觉，颇有一语惊醒梦中人之感。

    老百姓对腐败只是痛恨、只是痛骂，有时甚至还羡慕，却没有谁去想一想其中的种种奥妙，王重旭替他们想了，并替他们娓娓道来，鞭辟入里，入木三分，让人击节赞赏。

    历史的屈辱也好，现实的迷惑也好，无不与我们的文化有关，我们血液中融入了毒素，就像新型流感，通过呼吸就可传染，谁也不敢保证能够幸免。读了他的文字，能够让我们唤起警觉，从而打上预防针，长久地保持清醒。

    写到这里，我不由得想起辛弃疾的词句：“啼鸟还知如许恨，料不啼清泪长啼血。”这些年，各式各样的文章也看过不少，但很多文章不过在那无病呻吟，好一点的不过是“啼泪”而已，而王重旭的作品，却是像杜鹃一样，在那里啼血。啼血的杜鹃总会让人警醒、让人感动。